故宫里这么大的收藏量，自然会引起人们对这些藏品来历的关注。聂老介绍说，目前故宫博物院现藏的书画藏品主要是通过三种渠道获得的。有的是从其他博物馆调拨，有的是捐献，有的则是出钱买回来的。“文革”前调拨和捐献的比较多，“文革”后就主要通过收购了。例如《五牛图》就是解放初花6万港币从香港购回的。现在靠调拨获得藏品非常困难，因为其他的博物馆一般都不肯放。

在故宫博物院，详细记载着个人捐赠文物的人数和件数。从1949年至今，共有572人次捐赠文物，总数达21，875件。在这些捐赠者中，着名的书画鉴藏家张伯驹先生恐怕是最为让人记忆深刻的一位捐赠者了。

《五牛图》

张伯驹先生是民国时期四大公子之一。他曾以重金买下西晋陆机的《平复帖》，这是我国传世最早的名人墨迹。张伯驹对它爱同身家性命，抗战时曾把它缝在夹袄中一同避难，建国后却无偿地献给了故宫。1946年，当张伯驹先生得知隋展子虔《游春图》在北平露面，唯恐其流失海外，于是变卖房产，搭上夫人的首饰，将这件书画孤品买下，后来也捐赠给了故宫。如今，《游春图》成为故宫永世藏品，被置于地下文物库一间密室，非特殊情况不予公开展示。

着名中医陆观虎先生20世纪30年代在天津以巨资买下乾隆珐琅冰箱一对。1985年，陆先生的女儿陆仪将这对冰箱捐赠给故宫，并一再表示：“物归原主，理所当然”，无意受领任何报酬。

社会收购是故宫文物收藏的另一个途径。解放初期至“文革”之前，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张大千、潘天寿、李可染诸大师的画作，平均每平方尺不过十几元、几十元，有的仅仅几元；二三百元可购藏傅抱石的丈二巨幅精品。

《富春山居图》

上个世纪50年代，在北京团城，着名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就设点专事鉴定、收购、登记、整理由故宫流散到民间的文物。当时北京琉璃厂一带古董店及一些个人，经常把一些书画送至团城，请他鉴别。徐邦达先生借此为故宫征集到大量的古书画作品。1956年，这批书画由文化部全部拨交给了故宫博物院，成为故宫博物院所藏书画的基础。

而在“文革”期间，一些字画的出卖价格更低，甚至成为收藏者手中烫手的山芋，必欲去之而后快。拍卖行兴起后，文物价格直线攀升，但只要是极品，故宫仍会以重金收购。

《平复帖》

如沈周的《富春山居图》，800万元；石涛的《高呼与可图》，400万元；而1998年花费1800万元的天价从瀚海拍卖公司拍到宋代张先的《十咏图》，在当时曾经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直至今天也让人津津乐道。这些存世孤品，极大地丰富了故宫馆藏。据统计，截至1999年5月，故宫从社会上收购文物总数达53，951件，耗资巨大。

尽管故宫博物院有优先购买顶级书画作品的待遇，但是与出类拔萃的精品也会有失之交臂的时候。曾经面世的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卷》，不仅艺术价值高，而且经过清代内府的收藏，极其珍贵。故宫曾经希望把这幅珍品收入馆中，却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如愿，这不能说不是一件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