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在公元前230到公元前221年这十年间，秦国以一国之力，连年征战，顺利灭掉了东方六国。而且，在灭六国的过程中，秦军所到之处基本上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虽然也遇到了一些挫折和失败，但总的来说，秦国以秋风扫落叶之势，顺利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伟业，结束了二百多年国家分裂的局面，为战国时代画上了休止符。
秦国为何能完成统一中国的使命？为何统一事业如此顺利？从客观上来说，秦国的六代君王，凭借秦国优越的地理位置，积极改革，勇于进取，将一统天下作为秦国的终极目标，这顺应了天时，顺应了民心，也为嬴政统一天下做了国力上的准备。在主观上，嬴政君臣积极谋划，最大限度地用“人谋”顺应了“天时”。
孙中山说：“历史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对一个国家来讲，唯一的天时就是顺应历史潮流。在战国时代，改革、集权和统一就是时代潮流，而且这三股潮流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谁能把改革进行到底，谁能率先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制度，谁就能把统一战争进行到底。没有改革发展，没有中央集权，就不能顺应历史的潮流，就只能被历史淘汰。
天时，是世间最为公平的东西之一。具体到战国时代，在列国纷争的条件下，谁都有权改革自强，吞并他国，开疆拓土，称王称霸，谋求统一。因此说，天时对战国七雄来说是公平的，关键在于各国如何采取措施去顺应天时，为自己的国家谋利。
嬴政动漫形象
客观地说，商鞅变法之前，秦国是最不懂顺应天时的。当时魏国率先改革，拉开了战国改革变法潮流的序幕。魏王任用庞涓等人，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最强盛的国家，魏国也乘机攻城略地，不断扩张，一时间魏国军队横行天下，无人能挡。不久，东方的齐国凭借齐威王的改革，也迅速强盛起来，在孙膑的带领下，齐国多次击败魏国，将魏国从战国首强的位置上推了下去。南方的楚国也趁此机会进行了改革，凭借地大物博的优势，一时形成了楚国和齐国两强相争的局面。
此后百年中，各国也都出现了有作为的君主，他们任用贤臣，积极改革变法，变法的潮流迅速遍及华夏大地。在最北方的燕国，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贤纳士，任用乐毅等人，燕国辉煌一时；赵国在武灵王的带领下，进行了胡服骑射的改革，使赵国的国力急剧上升，加上廉颇、李牧等杰出将领的出现，一时间没有哪个国家敢轻易向赵国挑战。即便在七雄中最弱小、地处四战之地的韩国，也曾在韩昭王时代任用申不害改革，使韩国的国力也跃升到了新的高度。
当东方各国都在积极变法图强的时候，秦国的改革却显得缓慢。但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后，形势随即发生转变。商鞅变法是战国中期的一场改革，此时各国的改革都纷纷落幕。因此，商鞅变法有极大的后发优势，他继承了各国变法的优点，摒弃了其中的一些缺陷。最重要的是，各国变法都是昙花一现，只经历了一代或是两代君王，之后便“人亡政息”了，变法成果并未以法律的形式流传下来。只有秦国的变法自秦孝公开始就绵延不绝，一直持续到了秦一统天下。
秦孝公石像
秦孝公时，商鞅主持了秦国历史上也是战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改革，并将改革的内容以法令的形式确立了下来。因此商鞅虽死，但这些法令没有被废除。这次变法改变了秦国的命运，为秦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秦惠王继位的第二年，就“初行钱”，促进了秦国商业的发展和物品流通。秦惠王十年，惠王对秦国的国家机器进行了改革，设立了相邦一职，国家行政体制开始向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靠拢。秦惠王十三年，惠文君称王，打破了秦国与周王室的隶属关系，秦国历史迈进了全新的时代。
秦武王继位后，设置了左右丞相，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秦武王四年，秦国设立了将军一职，迈出了文武分职的重要一步。
秦昭王在位时间长达五十六年，是秦国历史发展的最关键时期。他在位期间，削弱外戚势力，将宣太后、华阳、泾阳君等人驱逐到关外，任用魏国人范雎为丞相，改变了秦国丞相长期由宗室把持的局面，大大加强了秦国的王权，也为秦国进一步任用外来人才做出了很好的表率。
秦文王和庄襄王在位时间都很短，他们都继承了昭王的政策，继续推进内部改革，稳定生产，安抚百姓，使秦国顺利过渡到了嬴政时代。
嬴政剧照
嬴政继位后，铲除嫪毐，软禁太后，罢黜吕不韦，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国君进一步成为国家行政的中心。
从以上变化轨迹来看，秦国一直在朝着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的方向前进。嬴政亲政时的秦国，中央已经建立起了以丞相为首的行政体制，在地方全力推行郡县制，分封制在秦国基本上消失了，旧贵族势力在秦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这样，秦国就拥有了一套在当时最为高效的行政体制，有了一批最为精干的官吏队伍。当秦国这架战争机器全力运转时，正是这套行政体制，这批精干的官吏，为秦军提供了六国难以匹敌的后勤保障服务。
昭王时期，荀子到了秦国后，范雎问他到了秦国有什么感想。荀子说了这样一段话：“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观其朝廷，其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在荀子看来，秦国接近了无为而治的治国最高境界，是诸侯国中治理得最好的国家。
反观东方各国，它们也基本上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制度。但由于变法的不彻底、不深刻，各国都保留了大量的旧贵族势力，对各国政权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对中央集权产生了不利影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战国四公子”。
战国四公子在历史上名气很大，为许多戏剧、电影提供了动人心弦的故事题材。但在当时，他们却是一股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势力。
孟尝君在齐国做过很长时间的丞相，手下集中了大批门客，不仅左右了齐国的政治，而且他有强大的经济实力，通过放高利贷等手法在封地上盘剥百姓。赵国的平原君也是长期做赵国的丞相，在赵国政坛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楚国的春申君更是长期把持楚国朝政，还将李园的妹妹纳为妾，当其怀孕后又将她献给了楚王。最终，李园将春申君害死，但春申君的儿子还是登基做了楚王。魏国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更是广为人知，事实上，他敢窃符救赵，原因就在于他在魏国有很庞大的势力，在政治上可以和魏王分庭抗礼。
总之，四大公子在当时是旧贵族势力的代表。他们门客众多，在国内外都有很强的影响力，削弱了本国君主的权威，使本国“政出多门”，大大妨碍了中央集权制度在本国的推行和完善。
在这种形势下，当秦国乘风破浪大步向前时，东方六国的发展脚步却慢了下来，甚至出现了倒退。因此，六国与秦国的实力差距日渐拉大，秦国一直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创造出了顺应天时的最好条件。
商鞅变法后，秦国就占尽了天时的优势。而在地利上，秦国更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当时的许多有识之士都看到了这一点。
苏秦在游说秦惠王是就说：“大王之国，西有汉中、巴蜀之利……南有巫山、巴蜀之限，东有崤、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沃野千里……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
范雎见秦昭王时，也说过类似的话：“大王之国，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战车千乘，奋击百万。”
苏秦、范雎等人，都是当时的有识之士。在他们看来，秦国的地利优势是无与伦比的，但这一优势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战国初期，秦国的地利优势并不明显。
战国七雄中，韩国最小最弱，地处四战之地，基本上无险可守，因此成了最早被灭的国家。赵国有太行天险，但上党等地区丢失后，秦军居高临下，这一优势也不再拥有。魏国在一开始有极大的优势，魏国大臣常常吹嘘自己有“山河之险”，但魏国失了人和，四面出击，得罪了太多国家，最终被齐国击败，国力一蹶不振。秦国商鞅变法后就率先攻占了魏国的河西之地，此后的魏国就再也没有地利优势，这些优势都被秦国抢走了。燕国地处北边，在北部有群山，但秦军是由南向北攻击燕国，因此，燕国也毫无地利可言。齐国和楚国的情况类似，都有不少地利优势，齐有黄河、沂蒙山等，楚国河湖密布，有长江、荆山，但都走了魏国的老路，失了人和。
此外，由地利优势衍生出来的另一优势——经济优势，也是秦国能统一天下的重要原因。
秦国除了有山河环绕外，还有广阔的适合农业发展的大片平原。关中平原一直是秦国的经济中心，尤其是郑国渠修成后，关中旱涝保收，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粮仓。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曾夸赞这里的富庶：“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十三，然量其富，十居其六。”在司马迁看来，关中的人口占天下的十分之三，但拥有的财富却占据了天下的十分之六。
在秦惠王时期，为了进一步增强秦国实力，惠王派司马错伐蜀，设置了巴、蜀两个郡。李冰父子在蜀郡修建都江堰，使得秦国又增加了一个粮仓。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为秦军的常年征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粮草。
战国，正如其名所言，几乎无日无战。但秦国凭借殽、函之固，关中地区百年未见战火。凭借艰难的蜀道，成都平原也是百年未见刀兵。即使在合纵最为强势的时期，六国联军也未能攻破函谷关。也就是说，秦国的两大腹地，长时间处于财富积累的状态，一直在为秦国统一天下积聚财力。
反观东方六国，战争连年不断，百姓流离失所，生产持续遭到破坏，各国都有城市被夷平，大片农业区毁于战火。正是有了地利，秦国才有了和平的内部发展环境，它们为秦国百姓提供了良好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也为秦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源和后勤补给。从这一点来说，在支持长期战争的能力上，各国都远不及秦国。
在天时、地利上，秦国都占尽优势。天时、地利、人和，最重要的就是人和。在这一方面，秦国也同样出色。
首先，秦国进行的战争是统一战争，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在秦国国内自商鞅时代起就实行奖励耕战的政策，国民对国家发动对外战争十分支持，这是秦国的民心所向。而且，战国时代战乱进行了二百多年，人们对战争早已厌倦，渴望早日结束分裂，渴望战争不再。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周天子已经不存在，各国独立，互相征伐。因此，和平统一是不可能实现的，要结束战争，就必须统一，要统一又必须采用战争手段，这就是法家“以战止战”的理论，也是当时唯一可以实现统一的道路，顺应了民心。
其次，从嬴政继位开始，六国的抵抗就是违背历史潮流的割据了。如果说在嬴政之前，各国争霸是为了争夺最后的统一权；那么嬴政继位后，统一大势已为各国所看到，各国的抵抗只是王室为了自身利益而进行的本能抵抗，虽值得同情，但却是违背历史大势的。
再次，六国政治黑暗，尽失民心。秦国的改革较为彻底，旧贵族势力在秦国的影响较小，但东方六国的改革不彻底，新旧势力之间的斗争常常引发内乱，各派相互争斗，朝中不和，民心不稳。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都不及秦国，因此在秦国的步步紧逼下，六国为维持军备，对百姓横征暴敛，普通百姓深受其害，不愿支持徒劳的抵抗战争。
失了人和，离开百姓的支持，六国的灭亡就只是时间问题了。